【IMI·周末读史】黄达回忆录：我的初中生活 | 忆旧纪年（八）
1937年，我小学毕业。升哪所中学，家里曾经讨论过。我的父亲和堂叔父是在天津历史最久的一所中学——天津人喜欢叫她的早期名字“铃铛阁（阁，天津人读gǎo）中学”——毕业的。我是不是还上这所中学？那时候，南开中学在天津风头正劲，公认其办学思想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。我的大姐已经在这所中学读了两年，她力主我也上南开。可能还有人帮着说。为了考南开中学，我还上了这所学校办的暑期补习班。
然而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街面立即笼罩着人心惶惶的气氛。由于那年夏天，我的姑母正带着她的三个女儿回娘家，我祖母怕治安不稳出事，遂仓促地到英租借地“逃反”，由于连年战乱，在我的老一辈人的心目中，“逃反”——临时逃到一个可以暂时躲避战乱的地方，是一种并非罕见的行为。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，我的大姐还带我从租借地赶到南开中学参加了升学考试。但不久，日本轰炸并占领了天津，南开大学、中学南迁大后方。上南开的愿望没有能够实现。
那时很多人从中国地“逃反”到租借地，租借地的房屋紧俏起来。开始，是在英租借地的一所私立树仁中学租到两间教室——正值暑假，教室空闲。由于我在一个颇具规模的正规的天津私立第一小学上了五年学，又看到过像南开中学那样的学校，面对这所中学，颇觉新奇。说是中学，但只有初中一二年级。一座两层的小楼，连校长办公室在内，也不过五六间屋子。租给“逃反”的人之后，只剩下一间校长办公室。整个暑假，只有校长一个人在，好像学校就是校长，校长就是学校。校长是一位中年妇女，文质彬彬，衣着整洁端庄，梳短发，戴眼镜，稳重和蔼。不久，发现她却是处于非常窘困的境地之中。原来这座小楼是校长租来的，不怎么清楚，她有了暑假出租的临时收入，依然拖欠房租。经常有一个十分霸气的恶婆来讨租，一骂就是半天。校长间或回应几句话，大部分时间则是任凭你骂，我自充耳不闻，照样平静地处理事务。由于事先约定只是暑假期间租用，很快我们就托人找房子，搬了出来。后来听说，这所学校还有所发展。那位校长的能力着实令人佩服。
1937年7月29日，日本侵略军进攻天津；30日，天津沦陷，成为日本占领区。至于英国、法国的租借地还是由英、法管辖。
那一年天津的中学，不论是在日本占领的“中国地”的，还是租借地的，都迟迟不能开学。租借地的学校开学较早，但也比通常迟了一两个月。不记得是怎样的缘由，我进入英租借地里的私立志达中学。学校坐落在英租借马场道，比邻是工商商业专科（后来的工商大学）及其附属中学。印象中，上工商中学的，家境大多富裕；上志达中学的，家境大多较差。
志达中学是一所颇不知名的学校，只有初级中学。学校董事会的头头是一位下野的军阀。校舍是一个包括两座小楼的庭院，一座楼是教室和少数寄宿生的寝室，另一座楼是学校的办公室。庭院倒是绿树成荫，但难以作为操场。上体育课要去校外的空地——那时马厂道附近的空地还是比较多的。有一次学校开运动会，是租用英租借地唯一的公共运动场——明园运动场。
学校虽然颇不知名，但在抗日战争初期，却有个不错的教师班子。当时，北平、天津的一些大学生，包括应届毕业生，躲在租借地准备去当时青年学子聚集的抗日中心——武汉。在过渡期间，教一教中学也是一种生活安排。选择教书的大多是文化素养较高的大学生。其中有一位教地理的老师，结合历史、人文，结合抗日形势，把地理讲得极其生动。租借地的这类学校，课堂秩序普遍不好，但这位老师的课堂，学生都是静静地专注听课。还有一位教数学的老师，女老师，是南开的大学生。开始，她的课堂秩序极乱。经过两三次课，她镇静而又极为犀利地从学习、从品德、从抗日形势，狠狠地把我们学生批了一堂课。再加上她讲数学讲得明白、生动，有启发性，她的课堂秩序后来一直很好。只可惜他们大多只讲了一学期、一学年就到抗日后方去了。
在志达中学我读了初中一二年级。学习收获是什么，一点也回忆不起来了。背起书包上学，背起书包下学，是否有作业，是否做作业，已经没有清楚的记忆了。考试成绩也不好。有一次考试，可能是二年级的第一学期，在考前有两三天假期，可用来复习功课，可是有一位同学借给我一部《清宫十三朝》演义，我看得入迷，不能释手，而要考的功课竟然一点也没有复习。除去数学有点底子，其他课程自己也知道考得很差。也可能是还有不少同学不如我，竟然没有跌入留级的处境。至于《清宫十三朝》，虽属稗官野史，收罗了大量传闻、臆测，“演义”性极强，但与近年来的“戏说”随意编排历史不一样，其骨架还是与正史无大出入的。应该说，它使我大体把握了有清一代发展的编年脉络，那是课堂上的历史课从没有给过我的收获。
在志达，也许可以提及一笔的是，我在这期间有了写作的兴趣。在高小时，两堂的作文课只能憋出二三十个字的窘境，在志达的这两年，不知是什么原因自我解脱出来了。当时，学生自己办了一个小壁报。同学的写作，自己用稿纸誊写清楚了，或同学的小幅画作，交给主办壁报的同学，他们就会分期编排，在壁报上发表。记不清是从哪种书刊看到一篇文字，写的是傍晚一个陌生人求宿的故事，自己就照猫画虎编了一篇大约有一两千字的文章《过客》。一写出来就向我大姐的男朋友求教，想请他帮助修改。那天好像他的心情不好，匆匆扫了几眼，就劈头一瓢冷水：写文章，要有目的，你写的是想说明什么问题？本来兴冲冲希望得到几句表扬，却没料到是这样的结果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有幸的是，我倒没有灰心丧气，而是不服气。后来还是投了壁报，也刊登出来了。只是同学并没有什么“积极”的反应。
在这两年，我的英语学得很糟糕。单词记不住，也不肯下苦工夫背。二年级的暑假，父亲让我上新学书院的暑假补习班，意思是想让我转学。新学书院，在天津是一所很独特的中学。它的背景是海关。普通中学的学制是六年，它的学制是八年。特别重视英语，毕业后可到海关谋职——英语水平可满足海关工作的要求。
一进新学书院，好像就陷入一片深灰色色调的包围之中——到处都是古旧的西洋城堡式的深灰色建筑。厚厚的墙，小小的窗子，教室里非常昏暗。在昏暗的光线里，课桌课凳令人非常惊奇。课桌的桌面是近乎黑色的黑褐色木板，木板极厚，比我看到的其他中小学课桌桌面厚一两倍。其他学校的课桌，教师都是不让在桌面上刻画的。而新学书院课桌的桌面则布满用小刀刻画的痕迹，并且是一层刻痕压着一层，应该是几十个年级，年复一年刻画的杰作。据说，英国中小学的课桌就是这样。不知怎的，立即引起对狄更斯小说里关于古老英国描述的联想。
我上的这个年级的补习班，其中也有些是本校的学生。他们好像不是成绩不好，需要补习，而是家长的安排，不让他们在假期荒于嬉戏。补习几门课想不起来了，但以英语为主。在英语方面，我与他们本校学生比，不是有差距，而是差距极大。他们与老师常常用英语交谈，我几乎完全听不懂；老师用英语向我提问，我也是听不懂，答不出。有一次英语作文，我也努力写了一篇。不知怎么鬼使神差地在交作文的时候竟摆在最上头。老师进教室，说他今天有事，请一位代课的老师来。说着要走，却看到我的那篇作文，竟然拿起来，读了一遍。边读边批，最后说，也只能给个二三十分。这时，代课的老师进来了，听到了他的评论。待他走后，也把我的作文读了一遍，说二三十分太少了，是努力写的，可以给个及格吧，很显然，带有鼓励的意思。
不过，在这样的窘境中补习英语，也有收获。记不清用的是什么英语读本，其中有一课是讲18世纪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的故事，讲他在与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交战之前在日记里写道：胜利，或者West Minster。West Minster指伦敦威士敏斯特大教堂，是英国显赫人士埋葬遗体的最高礼遇。没有想到，他在打败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之后，却在已经死寂的战场上中弹死亡：原来的胜利与死亡的选择，迎来的却是两者合并发生。只不过他的遗体并没有葬在West Minster。因为议会（也许是旁的什么决策机构）认为，进不进West Minster，是由皇家决定；自己“决定”，不合体统，不能进！也许当时我就没有把整个课文弄准确，但几十年来，头脑深深印下的就是这样的故事脉络。最初，只是替纳尔逊遗憾。但慢慢感到，给自己带来的思考实际是多方面的：对于国与国的争霸和兴衰更迭，中外都脱不开同样的历史规律，不胜感慨；一位残疾人成为历史名将，有天分，有勤奋，有胆略，有机缘，不可强求；英国人的坚持传统值得借鉴，但只根据日记里的一句话做决断，是否过分刻舟求剑……
由于父亲的去世，不仅转学新学书院的事无从提起，就是志达中学的学业也中止了。
在日本与英法宣战之后，新学书院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色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就我们的办教育的思路推测，是不会恢复这样的特色学校的。然而，从真正能够更好地服务实际生活来看，在一个成熟的教育体系中，有一些特色学校存在，是否也属必要？
在暑假尾，父亲去世了，祖母也随之去世了。失去了经济的支撑，全家决定从生活费高的英国租借地搬回日本人占领的“中国地”。在这样的变故中，1939年的下半年，我处于失学状态。
在这期间，一个街区的小图书馆是我在那年寒冬时度过阴冷下午的好去处。它是偶然发现的，在天津鼓楼东路北的一所大宅院里，就在我借住的亲戚家附近。叫个什么名称，当时也未在意。只占有几间上房，好像没有单设的书库，不多的几本书就放在阅览室旁边的书架上；也许还有几张报纸。屋中间有个火炉，在冬天给人带来丝丝暖意。最初，我是冒着被“请”出来的危险，试探着进去的。后来发觉，光顾的人极少，我还算是一个捧场者。在这里，印象最深的是看了一部《孤儿历险记》——就我当时看，也是极为古老的译本。所描述的是曾经辉煌的名歌手沦落为贫困的街头卖艺老人和“孤儿”，贫贱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纯真、他们的善良、他们的同情心，感人至深。在那家庭迅速陷于困境，国难望不到尽头之际，“孤儿”的温馨结局好像更加重了对于自己生活前景无助的压力。
虽然家境窘困，我的叔父还是让我尽快恢复了学业。1940年初，到汇文中学，插班重读初中二年级下学期。汇文中学，是基督教会办的学校，教学水平中流，对学生的管理较为宽松。汇文中学是男生中学，毗邻有所为同一教会办的女子中学，叫中西女中。中西女中的教学水平也属中流，但作风时尚，颇有名气。
一方面是学校的教学管理松弛，一方面是自己处于心境的低潮，这个学期中的学习乏善可陈。印象是背着书包上学，背着书包回家，在家很少打开书包。记得有一门“修身”课，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教。有一次他布置要在家预习一堂课的内容。很少打开书包，当然把他的布置忘得死死的。下一堂课，老师检查预习情况，检查到我这里，翻翻修身课本，说你没有预习。我说预习了，他让我说说这段课文的内容，我当然答不上来。于是罚我站了半堂课。课后问同学，他怎么知道我没有预习。同学说，你只要在课文上用红笔画几个句号，就表示你预习了。新来的插班生，可惜没有“掌握”这个窍门。
在日本占领的“中国地”，英语教学的标准极大地降低。我的英语弱项，也就没有多大的压力了。其他课程，随堂听课，都可应付。只是有一次作文，给我深深的，一直抹不掉的记忆。作文题是“游宁园记”。宁园，是当时天津唯一可游的公园，去过多次，写一篇游记也不难。凑了一篇短文，自己觉得写的一般般。发作文时，我的作文排在后面。老师宣读到进园门的描述，有一句：通路两旁“有荷花”！当时还在冬春之交，同学听了，全堂轰然大笑。好像老师也跟着揶揄了几句，就把作文本发还给我。宣读之际，自己觉得，虽然写得一般般，但也不会这样糊涂。取回作文本，确实不是“有荷花”，而是“有荷塘”。而且评语颇好，大意是，文字不多，但把宁园的景色描绘了大半。结合着评语，结合着发作文时把我的作文排在后面，老师的原意显然是要作为范文评讲的。但一字读错，竟然产生了这样的效果。开初，只是愤愤不平，后来使我挥之不去、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一字读错，很容易纠正过来，为什么老师却将错就错呢？年齿日增，慢慢懂得的事多了。常说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。稍改几字——人非圣贤，孰能知错必改，那也是不难理解的。
汇文中学是在城南较远的地方，那时我家是住在城西北角之外的“西头”——偏下层居民的聚居区。除了中间有一段有轨电车外，没有其他公共交通设施。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骑自行车。也就是从这时起，直到1946年春进入解放区，我上学、工作、办事、交往，都离不开自行车。
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行车王国。直到上个世纪末，像首都北京，在上下班时间，占满大街的自行车洪流绵延不断，速度不快，但给人以不可阻挡的气势；令人感触到这个勤奋民族不可遏止的奋发图强的意念。
我刚刚骑车上学的时候，自行车已经是重要的交通工具。大街上自行车不断，但还构不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所形成洪流的印象。而且更大的区别是，车流的新旧构成。我从1939年秋到1946年春，换过好几辆车，但无一例外都是由旧部件“攒”起来了的；最理想的是配一付新的自行车内胎。家境好的同学，也罕见骑新车的，至多，是“旧”的程度不那么严重。那时，满大街上也几乎看不到新的自行车，好像只有在自行车专卖店的橱窗里可以饱饱看新自行车的眼福。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六十年代，大家的收入还是很低的，但买新自行车的人们逐渐多了起来．不仅在城里，在农村买自行车的农户也在增多；不仅用以代步，一辆加重型的自行车可以驮二百来斤物品，也是小型的运输工具。改革开放之后，过了没有几年，在北京，突然发现构成自行车洪流的都是新的车，要想发现像我上学时骑的那样旧的自行车，已极其困难。偶然看到一辆，多是在路边低速行驶的，骑车人不是老大爷，就是老大妈。
一进入新世纪，也不过十几年，私人小汽车和适应汽车行驶的高速路成了城市交通的主要景观。小城市是小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并行的局面。老式的自行车是越来越少见了。至于“旧”到像我上中学那时的自行车——没有车闸，没有挡泥板，轮胎破了用一节旧轮胎打卡子之类的旧自行车，是根本看不到了。
1940年暑假，志达中学的一位老同学找到我，说他要考“铃铛阁”，即当时的天津市立第一中学的高中，并约我一起去考。这是天津很有名的中学，我父亲就是在这所中学毕业的。我上的志达、汇文，都是功课不怎么样的中学，而且初中三年级还没有上，能否考得上，一点没有把握。试一试，不报多大希望，没想竟然考取了。于是开始了在新的学校里的高中三年生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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